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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大会如何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转机?

彭奎认为,要真正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目前的联合国谈判案文还存在诸多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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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斯达黎加托尔图格罗国家公园的双嵴冠蜥。图片来源:Alamy

汹涌的新冠肺炎疫情迫使更多人重新审视人与野生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今年10月,一个关系地球生命共同体的会议——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简称CBD)第15次缔约方大会(COP15)——将在昆明召开。说这将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并不为过。

COP15最重要的议程,就是讨论通过《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制定下一个10年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及2050年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愿景,并为此制定雄心勃勃的行动方案。为此,人们寄予厚望。

为了达成目标,2020年1月6日CBD发布了 “零案文”——《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零案文”》——作为COP15成果雏形和实质谈判的基础。此刻,2月24-29日,针对零案文的一系列关键谈判也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但目前的版本距离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愿景还存在显著距离。

爱知的失望

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诞生以来,人类非但没有扭转全球生物多样性下降的趋势,在很多国家,整体情况反而更加恶化。

2002年CBD第六次缔约方大会推出《<生物多样性公约>战略计划(2002—2010)》,提出了一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大胆目标:到2010年大幅降低生物多样性损失。但各方评估显示新千年第一个十年目标完全无法实现,物种灭绝反而加速上升。

2010年,第十次缔约方大会在名古屋成功举办,再次提出《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及“爱知目标”,要求采取“有效和紧急”行动,避免失去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生物多样性状态。但是,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仍可谓举步维艰。2018年,法国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根据持续的全球评估报告,“爱知目标”提出的2020年生物多样性保护20个纲要目标,绝大多数到2020年都难以实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政策平台(IPBES)2019年4月提交《全球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报告》指出,地球上多达100万种物种濒临灭绝(总数800万种),超过40%的两栖动物濒临灭绝,自然损失规模剧增。

国际社会不得不重新审视过往的策略及其明显的结构性缺陷,以为处于十字路口的CBD指明正确方向,避免在昆明重蹈覆辙。

吸取爱知教训

“爱知目标”的挫折给我们带来以下几个教训。

首先,科学研究支撑严重不足,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制定缺少战略焦点。生物多样性的损失和危机在地球的各个角落真实发生,但缺乏严实的数学模型和科学推演。与之相比,全球气候的定量模型能够精确地设定1.5度的焦点目标,并能将此目标一竿子分解关联到国家、地方和产业的具体行动,使指标具有了高度的科学概括性和实践指导性。生物多样性和自然本身的复杂性使其难以寻找单一指标物来描述到底保护多少土地和生物才能够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 ”,难以系统化全球一致的行动。

其次,“爱知目标”的设计与实现之间脱节。它过多追求对目标本身的设计和谈判,但在如何内化为各国战略和行动方面严重不足。对国际社会和国家主体的政策制定、执行机制、资源动员、评估到激励机制等均缺乏系统设计和约束力。

再次,缺少了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的主体权利和充分参与。全球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土地传统上由土著人民拥有或管理。更多的证据显示,由社区管理的生态系统显示了更积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尽管“爱知目标”已经意识到地方性群体及传统知识的重要性,并试图通过公平的分享遗传资源促进减贫和可持续发展,但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主体权利和治理贡献并未得到足够承认,也缺乏来自政府和社会的制度性保障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不能只是政府和社会精英的保护。

最后,未能发挥民间社会和公众等非国家主体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动能。包括国际机构、各国公益组织、私有企业和公众等非国家主体,未能广泛参与到框架的制定和执行,而这对于撬动政府资金之外更为庞大的社会资源和市场机制,实现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及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至关重要。

零案文的不足

作为在中国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环境治理的专业机构联盟,公民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对“零案文”进行了认真研究,目前的谈判文本所呈现的如下缺陷,让我们不得不为人类能否在未来10-30年里成功实现保护地球生命系统的使命担忧。

第一, 雄心不足,难以按照IPBES评估报告所指出的,通过“转型变革”来保护和修复自然。我们认为2030年使命应提高为“到2030年,遏止并扭转生物多样性下降趋势,使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并可通过解决造成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本原因、为重点行业制定行业计划等方法,达到雄心勃勃与切实可行之间的平衡。例如,在中国,阿拉善SEE基金会通过制定供应链绿色标准,推动企业进行绿色采购和环境整改,使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与企业行动计划挂钩。我们也建议在文案中的背景部分加入关于气候变化带来的额外风险的表述,以突出实现变革转型的紧迫性。

第二,“行动目标”未能确保实现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目的。我们注意到框架中把目标区分为“长期目标”和“行动目标”,这对推动具体讨论而言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但是行动目标(如,保护X%的面积)只能敦促政策的产出,并不能确保实现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目的。因此也需要可量化的用于评价政策效果的目标来帮助监测行动的进展。同时我们建议目标应聚焦于2030年应该采取的行动,而不是按照“零案文”中分别为2030年和2050年设置目标。这样的设定,会占据目前本就紧张的谈判时间和资源,拖累谈判进度。

第三,目标应该充分体现非国家主体的作用和贡献。“零案文”中提到为了实现2050年愿景进行的广泛变革需要前所未有的协作和全社会的参与,在主流化的工具和解决办法、有利条件及责任和透明度中,均强调了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民间社会及私营部门参与的权利和行动,这对确保行动目标得以实现至关重要。但“零案文”对于如何将非国家主体的目标及行动,尤其是民间社会、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以及私营部门的贡献纳入2030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缺乏表述,使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全社会参与及主流化目标面临风险。比如,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和桃花源基金会等中国环境组织,创建了约8000平方公里的民间公益保护地,填补了诸多关键生物及其栖息地保护空缺。但这些保护地目前没有纳入国家法定的保护类型,无法成为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的一部分。

第四,应该更加明确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责任与义务。从海洋的特点来看,海洋的连通性决定了其保护更需要在区域或全球的层面开展合作。我们注意到目前的文本提到了与其他国际组织、多边环境协定的交流与合作。我们也希望在文案中可以明确“海洋”的内涵,以及各国在管辖范围内和管辖范围外的责任与义务。并敦促成员国在国家管辖外海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开展合作,评估渔业、航运以及其他海上活动对海洋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并采取积极措施将影响降至最低。

第五,呼吁加强与目标匹配的执行机制。我们注意到有关执行机制、资源调动、责任与透明度等议题的讨论还在进行中,“零案文”中未作具体表述。我们呼吁需要形成与有雄心的目标相匹配的执行机制,确保2020年后保护框架的有效执行。 比如,中国提出“生态文明”理念并配套一系列政策改革和行动举措,如确立生态红线、开展环保督查等,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执行机制提供了示范。“生态文明”已经成为COP15的主题,应该在框架中为执行机制提供可以参考的样板和方案。

地球已经进入第6次大灭绝时代,开启者正是人类自己,因此能改变的也只能是我们。无论是当前全球扩散的新冠肺炎还是肆虐亚非的蝗虫灾害,都充分展示了这个脆弱星球生物多样性的现实危机,以及对“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紧迫需求。2020年昆明大会将是人类能够抓住的挽救生物多样性的最后机会,“窗口正在关闭”——如何在7个月时间内拿出一份既雄心勃勃又切实可行的宏伟蓝图,已成为摆在人类面前的一张“生死状”。

本文原载澎湃新闻“地球的一半”栏目,中外对话获作者授权转载,略有删节。

公民生物多样性联盟简介:
2019,受生态环境部邀请,桃花源基金会等8家机构发起成立了公民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将在昆明生物多样性保护大会期间推动非国家主体自主贡献纳入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公益保护地的建立。桃花源基金会自201711月以来,和26家国内外环境保护组织共同推动在中国建立公益保护地,为国家管理自然保护地。截止2019年底联盟已经识别出国内共39块公益保护地面积约8000多平方公里除自己管理的5块公益保护地,桃花源基金会还与蚂蚁森林合作,让超过1.4亿网友认领公益保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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